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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位未定 长期来说直辖是必然?

归档日期:05-15       文本归类:非必然性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这些年来,颇有一些国内学术界或媒体界或纯粹民间人士,宣扬一种“深圳地位未定论”,这种论调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深圳的行政级别,“直辖”的传闻络绎不绝于耳、挥剑斩之不去;另一是关于深圳的城市定位,这些年变来变去,有人说万变不离其宗,有人说只有变是不变的。深圳究竟应如何确定自己在世界城市之林中的角色?本篇我们只谈第一种。

  深圳的空间疆域,100多年来一直都是前文所说的2/3个县,不到2000平方公里;另外1/3个县(超过1000平方公里)于1842-1900年逐步被划出去,就是现在的香港。但深圳的行政级别,从最初的宝安县,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一个急剧升级的过程。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撤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8个月之后的当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从当时的惠阳地区独立出来;1981年3月,中央又将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

  倘若细说一点儿的线月,又将深圳市划分为两部分,经济特区统一为罗湖区,关外恢复宝安县的建制;1983年6月,又把经济特区罗湖区拆分为罗湖、上步、南头、沙头角四个管理区;1990年10月,又将罗湖、沙头角两个管理区合并设置行政区罗湖区,同时把上步管理区改为福田区,原南头管理区改为南山区;1992年,再度撤销宝安县,分设宝安、龙岗两区;1998年3月,从罗湖区中再拆出盐田区。至此深圳市形成6个行政区的架构。

  再往后,2007年5月,在宝安区下设立光明新区,辖光明、公明两个街道;2009年6月,将大工业区和坪山、坑梓合并为坪山新区;2011年12月,在宝安、龙岗两区下再设大鹏新区和龙华新区。四大新区非行政区建制,但深圳人已习惯总称为“深圳十区”。

  这其间,1988年1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市政府制定地方法律和法规的权力;2004年,深圳市将辖区内所有镇改为街道,所有村改为社区,宣称自己是全国首个没有农村的城市。

  好,目前深圳市的行政区划现状就是:广东省下辖的副省级城市(各区、局为副厅级、内部粮票正局级,街道和区属局则为正处级),市辖6个区(含4个新区)、59个街道,约670个社区。

  上面说到的“副省级城市”好理解,主要是说行政级别,那么“计划单列市”呢?事实上就是“经济直辖市”。原来中国计划经济,什么投资、能源、粮食等都要中国计划批准,“计划单列”,意思就是可以不经广东省直接由国家计划部门审批,而且不占广东的指标,当然1994年分税制后,就有了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即“计划单列市”税收直接与中央分成,不上缴所在省,这样一来,基本上就是经济上由中央直辖。之后渐渐“去计划经济”,很多审批事项就仍得经省报中央了,唯独这个财政直辖保留了下来。

  吾友金心异先生曾曰过,深圳体制上的基本矛盾,就是“行政上的广东省辖与经济及财政上的中央直辖”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很到位。不止深圳,其它四个非省会计划单列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都有这个根本问题。

  啥意思呢?你财政上不向省里做贡献,经济上基本就不怎么听他的话,可是你行政上、政治上又归他管(除了四个副部级干部是由中央组织部直接管理外,深圳从副局到副市正厅的所有干部,都要过一道省委;从法理上来说,许多部门要受省垂直节制),他可以卡你脖子,结果就可想而知。当然,深圳也不是完全对省里没有财政贡献,在于法无据的情况下,深圳在财政上纯粹向省里作的政治贡献,去年就已达100多亿,但省城的许多人仍觉得不爽。

  除了政治、行政外,最直接影响深圳城市发展的例子就是交通。除了海运外,其它任何交通方式,深圳要想与国内其它地区建立联系,都必须通过广东省和相关各个地市,你必须得到省里的支持,否则你就是一座死城。这方面例子不胜枚举,最典型的就是深中大桥(后面会有专文阐述)。

  每个省在做全省的交通规划时,都有一个本能的习惯,就是以省会为中心构建全省交通网络,广东省也不例外,所以广东全省的交通规划,完全以广州为中心向四面展开,珠三角的公路和轨道交通网络,也完全以广州为中心,向南作扇形展开。倘若广东省只有省会一个经济中心城市,这样的规划完全没有问题,问题是广东省有两个全国性一线万之间,从经济的辐射力来说深圳可能还超过广州,完全以省会为中心的交通网络规划就很有问题了。摆明了,深圳肯定会吃亏。

  基本上,从1986年之后的三十年时间,制约深圳城市发展的其中最重要一个因素,就是与如何处理与广东省的关系(当然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外部环境:与中央的关系,与香港的关系),也就是金兄所说的“经济上直辖与行政上省辖的根本矛盾”。

  可以这样说,这30年里,深圳市与广东省的关系时好时坏,其中伴随着广东省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倘若广东省对深圳市的控制、干预能力增强时,粤深关系就会好一些,倘若这种干预能力被削弱时,粤深关系就会差一些。但是中央政府是否乐意看到广东加强控制深圳呢?好像也不见得。

  如何解决这个根本矛盾?只有两种办法,要么是深圳取消“计划单列市地位”,变成与广州一样的副省级省辖市,辖区所产生的税收先与省之间进行分割,中央只与省之间分割;要么深圳行政上不再由广东省管辖,变成中央直辖市。从这些年的发展演变来看,中央政府显然不情愿将深圳变成完全由广东省控制下的副省级城市,这既有经济和财政的考量,也有政治或国家安全上的考量。

  早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前,深圳市就已开始为自己的前途一轮焦虑。两个原因:一是,香港回归之前,中央政府为了确保香港的顺利回归,需要深圳发挥作用,因而给予了深圳许多政治支持,香港回归后,深圳这个角色就取消了,那么深圳的地位是否也就会随之降低?二是,从1986年到1997年,深圳连续两任主官李灏、厉有为均非吴南生、梁湘那样的粤官,而是由中央(李灏原为国务院副秘书长)或内地省份(厉有为出身于二汽,调任深圳前为湖北省副省长)调来,因而与广东省的关系处理上就不是那么顺畅,可以说积累了一些矛盾,加之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述“经济直辖与行政省辖”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形成。在此之前,国情学者胡鞍钢抛出“取消特区”论,显然是有人授意而来,这令深圳身陷尴尬境地;而深圳的政治蔽护者于1997年2月的去世,显然加剧了这城市的困境。

  如何摆脱这困境?其时各种信息令我们相信,当时的深圳或许游说了中央政府将深圳升格为直辖市(一个重要的背景是,1997年3月,中央批准重庆成为直辖市,当时人们纷纷猜测谁会成为第五个直辖市,不少分析都提到了南方的深圳。)。总之,1997年下半年,各种相关的传言在华南地区甚嚣尘上。对深圳来说,如果能升格为中央直辖市,那个“经济特区”的帽子不戴也罢。

  1998年初,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考察广东及深圳。当时境外媒体纷纷预测报道,国家领导人此行将为“深圳直辖”拍板。然而随之而来的广东省及深圳市领导人的调整却让人大跌眼镜:已在1997年底中共十五大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河南省委书记调任广东省委书记,而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张高丽则出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市委书记,接替原市委书记厉有为。“深圳直辖”传言则被证明是一场镜花水月。

  两年后的2000年4月,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于幼军则接替李子彬,担任深圳市长,再之后,张高丽于2001年调任山东,曾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的广东省委副书记黄丽满接任深圳市委书记。经过此轮调整,广东省显然加强了对深圳市的控制。当时坊间戏称这一波政治安排为“中央收复广东、广东收复深圳”。

  此一阶段深圳遇到的挫折不仅仅是直辖梦碎。2000年10月,当时北京以由深交所开办创业板为条件,交换深交所主板停止IPO,之后又宣布无限斯推迟创业板推出。此一举措对深圳经济尤其是金融业造成沉重打击。整个城市陷入危机之中。2001年底,时评作者呙中校抛出网文《深圳,你将被谁抛弃?》引爆了深圳人的忧伤和抱怨情绪。

  这样的绝望情绪在2003年7月引起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心。据说总理从香港过口岸到深圳听取市主要领导汇报工作时,深圳主官向他汇报了深圳特区的这种状态,并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帮助深圳克服困难。总理当即就答应了派一个工作组来深圳调研如何解决困难。

  一个月后,由中央多个部委派员组成的国务院调研组抵达深圳,就在这期间,关于深圳直辖的传言再次风生水起。这次甚至传出了深圳直辖的大中小三个方案:大方案是将惠州、东莞两个城市划入深圳,共同成为直辖市;中方案是仅划入惠州的惠阳市和东莞的三个镇;小方案则是仅划入东莞的南部三镇。

  最后的结果证明又一次“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当年9月13日举行的“大珠三角经济整合与前瞻”研讨会上,时任深圳市政府秘书长唐杰公开回应表示:“深圳市政府从未有过要建直辖市的说法,政府考虑更多的是制度的创新。”这也是多年来深圳官方唯一一次正式回应“直辖”传闻。

  不过深圳也并不是空手而归。2004年5月,中央同意深交所设立中小企业板,等于变相恢复深交所的IPO;与此同时,国务院特批了深圳关外宝安、龙岗两区所有镇改街道、村改居,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一次性城市化。

  此后的十年间,仍不断有零零星星的关于深圳直辖的传言,但都基本上没有形成规模效应。直到2015年3月,第三波大规模的“深圳直辖”传言来袭。

  今年2月,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当选为广东省政协主席,关于深圳换帅的第一只靴子落了地,但是第二只靴子要等到一个多月后才掉到地上来,3月26日,中央批准广东省委副书记马兴瑞担任深圳市委书记。

  居然随之而起的,是又一次传言深圳要直辖。而直辖的理由,简单说来,就是马兴瑞出任深圳一哥非同寻常。

  这当然不是第一次由广东省委副书记出任深圳市委书记,之前的张高丽、黄丽满、刘玉浦都是省委副书记,如果说前二人都是在省委副书记职数未精简之时的话,刘玉浦则是在省委副书记职数精简之后,仍出任了深圳市委书记。所以,广东省委副书记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并不能算是非同寻常之事。

  问题出在马兴瑞同时还是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之前历任市委书记,政治待遇的标配是中央侯补委员。这也是五个计划单列市标配的政治待遇。然而马兴瑞却打破了这个惯例!于是坊间传言,马是带着重大任务来的!这个重大任务就是筹备深圳直辖!据说受此消息刺激,深圳房价从3月底开始暴涨,到6月底为止,三个月时间上涨了40%。

  在笔者看来,这次传言最不靠谱。马兴瑞的中央委员是他在航天集团一把手任上就戴上的,一路从工信部副部长到省委副书记再到深圳市委书记,这个待遇他不带着,难道要脱去不成?如果因为担任深圳市委书记而降为中央侯补委员,那才叫奇怪呢!反过来,倘若他本来只是中央侯补委员,因为担任深圳市委书记而提升为中央委员,那才真有可能说明深圳要提高深圳这个城市的政治待遇了。但这又不符合中央委员会的选任规则:除了换届大会选举外,其它时间,中央侯补委员是在中央委员出现空缺时,依次递补上来的。因而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

  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此次直辖传言,更多是地产商炒作的一个概念,为的是无端抬高深圳房价。我不排除这个因素,但要说这是此轮深圳房价暴涨的主要原因,却也肯定非事实。

  如是,深圳三番五次的直辖传言皆被证否,那么,深圳到底还有没有升格为直辖市的可能性呢?如果绝无可能,而中央又显然不同意深圳降格为完全由广东省控制下的副省级城市,深圳岂非要永远陷入在“经济直辖与行政省辖”的根本矛盾中不能自拔,永无解脱之日?中央任由深圳受此煎熬而不解除制约深圳发展的瓶颈问题,岂非很不负责任?对得起深圳每年上缴中央的数千亿财政收入(2014年是约4000亿)吗?

  当然,地方政府上缴中央财政收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此处没有政治伦理问题。不过我也要说,中央政府显然觉得现在深圳日子过得还不错,虽然在夹缝中求生存,但仍然还是生机勃勃嘛,说明这个根本矛盾没有从根本上制约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既然还过得去,那就不是很急迫的问题。

  从长远来说,本人认为,深圳直辖应该是迟早的必然结果,但是近中期内,又是绝无可能。为什么?听我详细分解。

  首先,中央对全国进行较大的行政区划调整,一定是出于全国性战略需要,一种是单项的战略,比如重庆直辖,是为了解决三峡工程及其移民问题;另一种是全局性战略,比如对国家治理体系的通盘考虑。

  我国目前的行政区划,近60年来没有动过大格局上的调整,只有不断的微调。但是行政专家和政治学家们都认识到,现有行政区划架构,已远不能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核心问题,说明中央在通盘考虑国家治理架构的问题,而这之中,行政区划是重要的一环。

  在这个通盘考虑中,当然要综合考虑在目前的“四级政府六级管理”中缩短管理链条的问题,比较可能的缩短措施,一是省直管县,二是在市以下最多只设2个管理层级,中小城市和县之下只设一个行政管理层级。最终要形成三级政府四级管理(中央-省-市县-基层,在直辖市则为中央-市-区县-基层)。

  倘若以此为目标,则意味着两点:一是必须增加省级行政区的数量,按照诸多行政学者的看法,至少要增加到50个(平均每个省级行政区约3000万人)——那些人口总量过大、土地面积过大、经济规模超大的省份,都有可能被拆分;二是城市人口过千万的城市,理论上都必须要成为直辖市,否则就将使得国家变成三级政府五级管理。

  问题在于,国家何时进行通盘的行政区划调整?是一次性到位,还是渐进式的增加省级行政区的个数?

  问题还在于,如果要一次性地调整到位的话,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调整,应该需要十分稳定的政治环境,或者是国家出现一个破局立局的重要历史节点?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最近三年都不可能。但未来8年内,却完全有可能。

  倘若要渐进的推动的话,固然可以化解大动作带来的整体性震荡,但在局部却可能激化矛盾,因此需要视局部的矛盾结构,尽可能不引起尖锐冲突的情况下平稳推进。这种先后次序选择要看每一个局部的环境。

  如此,我们来分析一下南中国粤港澳地区这个局部环境。在这个局部环境中,有两个深圳直辖的主要反对者,一是广东省,二是香港。广东反对的原因,一是深圳直辖会削弱广东的经济发展能力;二是不利于粤港合作。香港反对的原因,是香港在同内地进行事务磋商中,不希望有一个政治上过于强大的直接邻居,深圳的低政治位阶,有利于香港压服深圳,牺牲深圳以成全香港。

  毫无疑问,粤港澳地区已是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全局性、综合性战略区域,一是因为有港澳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其中香港还是全球性金融中心;二是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1/8,财税收入占比还要更高,对全国来说举足轻重。在华南这个政治棋盘上,深圳这个非广东人主导的城市某种意义上起着双重制衡作用,既制衡广东,又制衡香港。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一直强调的中央绝对不会同意深圳完全由广东省来控制。

  如何有利于深圳发挥这个角色,是中央考虑深圳是否直辖的主要决策依据之一。现在看来,广东省基本可控的情况下,当然还不需要深圳直辖,倘若中央觉得对控制广东有点结构性的力不从心时,可能就会考虑主动出手。也就是说,目前粤深关系的状态,虽然深圳有点难受,但还不至于让深圳过不下去,实在不堪时,中央政府就会对深圳施以援手。因此目前还不用动大手术。

  广东省当然会是深圳直辖永远的反对者,实在反对不了,至少也要阻止深圳从广东带走更多的土地。当然这个前提是广东的意见被中央尊重。倘若到了一种中央不想过于尊重广东的意愿时,这个条件自然也就撤除。现在当然还不到这个状态。但也比较可能的是,即便深圳直辖,也不会带走两三个地级市。

  香港会是深圳直辖永远的反对者吗?我认为不是。事实上,最近两年香港的政治经济变局、央港关系的变化,已经使得香港反对深圳直辖的意义越来越小。当香港和中央政府越来越认识到深港融合共建国际都会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越来越高时,香港就不会再成为深圳直辖的阻力。事实上我甚至认为,倘若中央走出这一步,完全有可能仅为了便利于深港同城化的展开,而令深圳脱离广东。

  当然还有深圳自身的状态。未来三到五年,是深圳发展爬坡迈坎的一个关键阶段,倘若深圳能顺利爬过这个坡迈过这个坎,稳定了自己作为一个全国性金融中心和全球性创新中心的地位,那么深圳在全国格局中的地位就会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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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的不平等是个历史现象,也是个文化现象。社会发展,不会允许某个性别无休止地拔高自己到地位。行政权力干预性别平等,好处固然多,但后遗症也不少。现在,女性地位被人为强调所带来的负面问题也不少。不少家庭悲剧的产生,与女性的强势不无关系。

  师生交恶、升格为网络话题,对彼此来说都有些尴尬,诿过于社交平台似乎能捡回一点面子。但师生关系的确也到了一个该反思的时刻。人大的“绝交门”,因学生在朋友圈批评某些老师、本校历史系以及北大[微博]历史系,出语有些情绪化比如多次说对方是“垃圾”。

  这样的集体兴奋,这两年经常发生,甚至在某些时候这种兴奋堪称狂欢,有幸灾乐祸的,有鞭尸的。我对这种兴奋和狂欢抱有理解和同情,但还是认为意义不大——就好像,某人得到一个处分,世界可以变得更好似的。

  中国的干部似乎天生非常有“个性”,融合程度差,书记与局长关系处得好的少,不相互拆台已是“大幸”。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关干部需要在党政主官间“周旋”,弄不好就是“老鼠进风箱”。这种两头受气的感觉,对于“双主官”单位的机关干部应该都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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