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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向检察文学的发展提出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归档日期:04-13       文本归类:非必然性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我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征文颁奖典礼上探讨了非虚构写作,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以及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都属于非虚构写作。

  我们说着说着不知怎么就突然说起了“非虚构写作”。我们常常就是这样,一说起稿子的事就没了上班或下班的界限。从万达广场D座16楼会议室的椭圆桌到附近的必胜客或巴黎贝甜,往往从《方圆》某一期的封面选题说起,很自然就会说到对某个新闻事件的切入角度和细节的处理。然后很可能还会谈起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譬如写杂志稿件如何把握新闻和文学的临界点……

  正是在这种无数次的交流和碰撞中,才有了“我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征文活动。《方圆》的编辑们在通读了几百篇完全出自检察官之手的办案手记和实录之后,被这些写法上很难归类为“新闻”或者“文学作品”的文章震撼了,因为它们原汁原味,因为它们真实到似乎可以触摸到心跳。

  “这些文章是不是和文学界正流行的‘非虚构写作’有相似之处呢?”编辑们翻着那本已经精选结集的《“我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50名检察官的办案笔记》提出了设想,“如果搞一次检察文学的非虚构写作研讨,或许对检察文学发展会有促进。”

  接下来也就有了“香山论剑”,5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检察官中的才子才女们齐聚香山脚下,与张耕、李洱、宁小龄等领导和专家围绕“非虚构写作”的话题,畅谈检察文学的现状和未来。

  广义上说,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均可称之为非虚构写作。这一概念首先被西方文学界所引用,亦被称为“第四类写作”。这种文学形式因其特殊的叙事特征被誉为新的文学可能性。

  《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宁小龄认为,“其实非要对非虚构追根溯源的话,以前我们的史记都可以归纳到非虚构。国外我们所知道的,比如说像高尔基自传小说实际上也不妨可以归纳到非虚构小说里。非虚构小说概念的提出是杜鲁门·卡波特写的一部非虚构长篇小说,他第一次用了非虚构小说的概念,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写的作品叫做《冷血》,他关注这个案件,花了六年的时间,其中有两年多他都在做采访,包括跟杀人凶手长谈,他大概搞了六千多页的笔记,最后写出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形式,里面实际上是按照非常传统的时间顺序来写的,也没有什么悬念,但是在结构上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里面有很多证词、供词和采访记录等等,实际上是一个很混杂的文体。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对当时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非虚构和新闻报道的区别,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有个精辟的界定,“尽管新闻记者是署名的,但他的写作不是个人的,他承担着公共职能,客观报道事件,或者说,客观报道公共水平上的事件。也就是说,有些事不是记者感兴趣的,比如一个杀人者,他的复杂内心世界、他的事件前史、他的经验细节等等,这些可能却是文学特别感兴趣的;而且文学也不仅仅是在事件的层面上看待生活,它可能注视某种状态。”

  “说到底,新闻不是记者的作品——那些人、那些事和一份包含观点的报道才是新闻真正的作者,但非虚构作品一定是作者自己的作品。任何文学写作者一定会带着他个人的前史、他的身心、他的理解、角度、修辞,在非虚构的写作中,他力图捕捉和确定事实,但与此同时,他是坦诚地自我暴露的,他站在那里,把他作为个人的有限性暴露给大家,从而建立一种‘真实感’。”李敬泽认为。

  对于非虚构和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区别,宁小龄则认为,“以前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形成了两极分化和两个极端,一个是所谓的歌颂,一个是所谓的批判。实际上我们生活中有很广阔的地带是在这二者之间,可是这二者之间很少有人写。非虚构文学有一点是要倡导的,就是不居高临下议论,在报告文学当中这个议论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作者一上来就从天上写到地下,总是摆出一种非常宏观的架势,这一点我们也是非常反对的。尽量跟你所写的人物站在平等的位置上,放低作家的姿态,只要呈现就行了。所以,我觉得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的作品最大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当然非虚构更强调日常生活细节,更强调的是一个事件中把它的过程完整地,甚至非常详细地呈现。只要呈现就行了,不需要作家出来说明,这就是非虚构跟报告文学最大的差异。”

  “非虚构接近文学性,比小说更真实,比报告文学更深入,比纪实文学更深刻,比新闻报道更文学化人性化。从这个意义上,非虚构既反映社会,又反映文学,是个混血儿。”宁小龄说。

  非虚构写作的升温不过是近两年的事情。《人民文学》成为了这一概念的最有力推动者。该刊设立了非虚构专栏,连续刊发了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中国,少了一味药》等作品,并在各类评选中屡获大奖。“非虚构”甚至成为书市上的关键词,来自《纽约客》记者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的一本非虚构作品《寻路中国》卖得异常火爆。非虚构为什么受追捧呢?专家认为,有以下原因:

  其一,非虚构走红,得益于内容的陌生感。“我们知道,对熟悉的事物麻木,而对陌生的事物有兴趣,是人性一大特点。因此,几乎可以断定,每一部被命名为非虚构的作品,它必定包含着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场景和故事。内容的新鲜,使读者产生一种‘窥视隐私’般的兴趣。”宁小龄说。

  “这些非虚构文本,借助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方法,力图通过客观叙述,打碎先入为主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呈现生活现场一度被遮掩的秘密和真相。这使我们感受到文学依然与我们的生活有关,与国家、民族的现实和未来有关。”《人民文学》某一期的编前语这样写道。

  其二,大量细腻的细节是书斋里虚构不了的。非虚构写作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陌生的环境蹲点、采访、记录、整合……而不像某些体裁可以坐在书斋里天马行空。每一部成功的非虚构文本,都是对作家内心真诚与写作能力的综合考验。

  提起检察官拥有作家所没有的素材,著名小说家李洱说,“我非常羡慕在座的检察官,有机会能跟犯罪嫌疑人做面对面的交流,这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会有帮助。专业作家就缺少这种机会,生活面越来越窄。我本人也有过一次跟犯罪嫌疑人面对面的接触,那是我出差途中碰到的一起抢劫银行案。吃饭的时候,当地政法委书记说起了这个案子,我连饭都没有吃就见了犯罪嫌疑人。后来我根据这个事件写了篇小说《犯罪现场》,当时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没有跟犯罪嫌疑人交流,我认为是写不好的。因为他犯罪有他的逻辑,有他的规律,甚至可以说有他的合理性。我觉得小说家要把合理性写出来。”

  “真实”不但是写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写作者基本的伦理标尺。它要求作家应该尽力展现真实经验的残酷性。作者不能去假代当事人,掩盖他们的屈辱经历和残酷经验,虚构他们的幸福生活,而是用实录的形式真正展现出中国农民的困惑、挣扎与矛盾。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检察官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张耕认为,“非虚构写作问题的研讨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现在相当多的文学作品,除了纪实性的小说以外,其他基本上是虚构的。现在强调非虚构创作研讨,我认为非常有想法,写检察官的事,写检察官面对犯罪嫌疑人的事,应该强调真实性,有了真实性就会更有说服力、感染力。而且将来我们检察文学长远方向,我也主张继续遵循的,就是真实性。当然,真实性不是对现实的照搬,也不是像我们用照相机那样实际的拍照,而是要经过艺术的改造,但是它基本的内容是真实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一篇篇办案笔记就好像一份份真实的灵魂病历,它们讲述了案情背后隐藏的前因后果和个体复杂的内心体验。这样的价值判断打碎了先入为主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抛去了道德化或脸谱化的好人或者坏人,而是将一个人或者事件置于社会原生态的大背景下,放在人性的坐标上去考量,并且引发了我们内心的共鸣——如何在一个激变的时代去做一个人,做一个好人。”检察日报社社长李雪慧说。

  “《中国在梁庄》没有那种前现代怀旧式的抒情,作品更关心的是走进现代的代价。这就让很多写农

  村的小说黯然失色,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小说家们大多是坐在客厅、喝着咖啡写着假想的村庄,他们靠残存的乡村记忆带给人一些假象,无论是痛苦和欢乐都是隔膜的。当虚构类不能承载或更好承载真实生活的时候,非虚构就当然地走到前台。”宁小龄说。

  在“文学性”上,非虚构与虚构作品同样,不仅应该追求“真实”,而且应该力求达到精确、细致、生动、形象,同时也应该形成创作者独特的个人风格,这并非是对“真实”的偏离,而是由个人的世界观、生存体验及其表达方式所决定的。

  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王守泉认为,“作为报纸来讲,我分管几个部门,在这几个部门把握的尺度不一样。法律事实是不允许编造、虚构和想象的,所以,在新闻版面我们卡得比较严。到了《明镜周刊》这里,情节只允许有一些稍微的合理想象。而《方圆》不仅是一份法治新闻期刊,还承载检察文学发展的职责,在一定小环节可以虚构。因为通过虚构可以把一个个案例故事丰富起来,丰满起来,甚至通过想象还原它原来的面目。”

  “一个案子和一条鱼好有一比,厨师拿到一条鱼想着怎么红烧或者清炖;但一个作家会想这个鱼来自哪里,甚至养这条鱼的水是什么样子的,不仅写出这条鱼,还要写出这条鱼成长的水环境;文学跟案例报道之间也是一样的。”王守泉说。

  在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发展史上,关于“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矛盾与争论始终是一个焦点,以追求“真实”为目标的非虚构也必将遇到类似的争论,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绝对客观的“真实”是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目标,“世界”只能经由个人的体验与书写才能进入“文本”,而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世界观、生存体验、表达方式便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中介”,直接决定着呈现在“文本”中的“世界”的样态,由此,文本中的“真实性”是经由文学性所表达出来的,二者应该是相得益彰的,这也是我们在追求“真实性”时并不排斥文学性的缘由。

  非虚构文本强调作者身份的个人性、写作的亲历性、文本的揭秘性、题材的猎奇性和叙述的故事性等。从这一点讲,检察官具有其他人不可比拟的优势。

  从文学本身的意义上说,非虚构是对文学观念的一次积极调整和拓展——它认可了写实作品的文学性质;这还可以看做是对当代文学写作方向的重新定位——现实生活比虚构玄想更精彩、经验的故事比想象的故事更迷人、田野写作比书斋写作更本真。从文化意义上说,非虚构写作是对印刷媒介面临全媒介时代受众收缩困境的主动回应,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精神和生存困境的深度解读,因为任何时期的最好的非虚构文学都可以显示出明辨是非、检视反思、激浊扬清的导向作用。

  非虚构实践实际上向我们检察文学的发展提出了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由此所引发出的对于整个中国当下非虚构文学族群的祈望,即拓展文学表现的疆域,强化文学对现实的参与和渗透,显现文学的生命力和独特价值,又能紧扣整个检察文化的脉搏,而这正是当下非虚构写作对于检察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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